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在天津市寂静的墙子河畔，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士行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了”——没有会议，没有仪式，只是一句话，点燃了一颗15岁少年的火热的心！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包括生命，全部交给了党。

   虽然年少，但我跨进党的门槛，却经历了一个不太平常的心灵历程。

   我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年幼时住在北京一个几乎与世隔离绝的大房子里。我在那里度过了混混沌沌的幼年，直到1942年搬回我的出生地天津。

   刚开始，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小学四年级时，读了一本书，接触了两个人，才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本书”是巴金的《海底梦》。书的内容是一个女青年与奴隶们共同反抗贵族奴役和压迫、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本普通的童话书，在当时却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灵魂，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奴隶们悲惨的哭号声，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侵略者残酷屠杀奴隶的情景。

   有一天，我的表哥郞维华（地下抗联成员）来到我家，我急切地向他倾诉并问他：“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吗”？他告诉我，书里说的就是中国的事。他说，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沦陷区的日本鬼子到处残酷屠杀中国人。他还告诉我：少数有钱人靠剥削老百姓过着好生活，说我家就是剥削者！

   表哥的这些话使我震惊。他不断给我带来巴金的小说，不断向我讲述中国社会的黑暗；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表哥的话让我渐渐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真实的世界。

   从此以后，我从思想到行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只想穿衣打扮到衣服穿得越差越好；从只知玩乐到关心国家、关心劳苦大众；从无所事事到努力读书并从书的字里行间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就在我决心跟着表哥郞维华去寻找道路的当口，他却因工作需要突然不来了。

   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憎恨我的家庭，鄙视周围醉生梦死的人。“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睡我独醒”这句话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什么书都看。我向往《乌托邦》所描写的社会，我幻想着博爱平等的大同世界；我想做《海底梦》中的革命者；我听了个故事，竟想去重庆参加抗日。

   过了一段时间，表哥回来了。他听了我的想法后震惊了。他找到我的另一个表哥王洋（“天津市抗联”创建人之一），王洋认真地开始了对我的革命启蒙教育，给我带来许多苏联小说，使我知道了穷苦人要想翻身解放，必须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他又给我带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给我讲一些浅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特别是他给我讲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讲他在根据地的见闻，无不触动了我的心灵。

   两位表哥的信仰和亲身感悟，深刻教育和影响了我这个只有十岁的孩子，使我知道了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理想的的社会，也是必然实现的理想社会；使我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打败日本鬼子，才能使中国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

   抗战胜利，是我人生的又一转折。那年我12岁，我开始走出家庭，开始参加各种进步活动。王洋介绍我和在耀华中学读书的姐姐齐羿（原名齐振民）参加了耀华中学“未名学习会”。这个学习会是由康力（地下抗联创建人之一，时任耀华中学党支部书记）直接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紧接着，王洋把培养教育我和齐羿的任务交给了未名学习会的领导骨干徐景春（后为耀华中学党支部书记）。在耀华学习会，我读了更多的进步书藉，包括解放区的书籍，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我们开始讨论社会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真理，萌发了共产主义理想 。未名学习会成为了我革命的启蒙学校，我虽然在“圣功女中”读书，但是却在耀华这个启蒙学校中不断成长。

   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使我在实践中受到了更多的教育。

   我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1945年末的游行示威。我们走在天津市的大街上，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呼着“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大游行，非常兴奋。心想，我终于有了革命行动了！

   参加的第二次大的活动是1946年末，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我们在游行中愤怒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兵从中国滚出去”！

   蒋美勾结，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野心和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嘴脸。我更深刻认识到，不打倒反动派，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独立。

   参加的第三次大的活动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我带着同学们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反内战运动遭到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从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高潮。毛主席把这场斗争称之为革命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却已被完全孤立，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

   自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欲望特别强烈，哪里有进步活动，都要去参加，而且还尽量带些圣功女中的同学参加。我越来越迫切地希望参加一个革命组织，能够直接领导我“革命”。1948年3月，耀华党支部建立了地下“民联”。姐姐齐羿和我都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根据内部分工，我和李士行负责在圣功女中开展工作。

   1948年6月的一天，李士行对我说，你应该还有更高的要求。我知道，他说的是参加党组织。实际上，“参加共产党”一直是我的梦想，但一直认为只有王洋那样的人才是共产党员，我距离太大、太远，所以没敢“奢望”。李士行对我说“只要你能不怕牺牲，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组织会接纳你的”。我隐隐意识到：耀华党支部一直在培养我、考察我——参加助学运动过程中，地下党员郭玉琪给我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给我讲战争形势，实际就是在培养我。现在又吸收我参加了“民联”，说明组织上已经考虑到我的入党问题了。于是，我立即按要求写了一个自传交给李士行，6月末，他正式通知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虽然没有任何仪式，但仍使我激动不已！我反问自己：作一个共产党员，我准备好了吗？我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献身，甚至牺牲生命。但是，我的思想意识、我的工作能力却还差得很多。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组织上派我去解放区参加城工部训练班。主要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本书。通过深入学习，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设新中国”，书里讲得非常清楚。通过学习，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我有了明确方向。

   从解放区返回天津不久，就发生了“8.19大逮捕”。反动派公开到学校、学生家里去抓捕进步学生。形势十分严峻，白色恐怖笼罩在天津上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没有停止活动。相反，就在当天，我还在圣功女中发展了两个“民联”成员，而且建立了圣功女中唯一的一个地下民联小组。我拒绝撤退到解放区，向组织申请留下、坚持工作。

   很快，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民联小组开始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工作。我们调查了解学校的有关情况，特别是敌特情况，负责保护学校安全；联系更多同学积蓄力量；发展民联成员，扩大组织。还特别油印了《解放天津约法八章》和对敌伪人员的“劝降书”进行散发——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事。

   1949年元月14日，天津解放了！我们立即在青委工作组的领导下，组织我们所联系的同学开展庆祝解放活动并组织兑换金圆券；配合教育局组建校委会并组织学生复课；动员学生参军、参干、参加南下工作团。同时发展“民青”（民联）建立了民青支部。在白色恐怖中，从地下到地上，我一直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49年8月，组织上调我去中央团校学习。团校里都是名家讲课，比如，第一单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家艾思奇、经济学家薛慕桥等人讲的。第二单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田家英用两天两晚讲完的，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活了，把毛泽东思想讲透了。学员也都能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通过这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受用终生。

   1950年4月中央团校毕业，我被分配到团中央工作。1953年我与爱人主动申请到基层参加经济建设。当年8月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加了一汽的第一次创业。1964年，我积极要求下车间，到了发动机厂曲轴车间任车间支部书记。多年的基层工作，提高了我的党性修养，而且实现着我“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理想。1983年后 ，我担任发动机厂党委副书记、书记，有幸为一汽的第二次创业出了一份力。离休后，我仍然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89年我离休了，但是我的生命还在延续。我参加老年大学学习，直到如今，我当志愿者，参加扶贫，参加关心下一代活动，努力传播正能量。我虽已年近九十，仍要不忘初心，信仰坚定，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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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齐振勋，女，1933年10月出生于天津。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在天津圣功女中读书。1948年3月参加党的地下青年组织“民联”；1948年6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调中央团校学习，1949年毕业分配到团中央，1949年10月1日参加过“开国大典”。1953年8月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多年从事党群工作。1964年任发动机厂车间支部书记，1985年任发动机厂党委书记。1989年离休至今，一直在吉林省老年大学学习，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文稿、参加扶贫以及关心下一代等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