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枕木、道岔，车站、月台、免票，老岭、山洞、铁路桥……这一串耳熟能详的名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烂熟于心。

   我生在车站旁，长在铁道边，父辈是“老铁路”，同辈中我家有六位是铁路职工。自然我对铁路、对火车一点不陌生。

   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是我4岁那年，妈妈带我去辽源姥姥家。妈妈一手拎着包裹一手拉着我，拿着免票证件（铁路职工家属专享）大模大样地过了检票口，挤上了那辆绿皮车。车厢里人挨人，过道处、洗漱池都堆着东西坐着人。妈妈拽着我挤进车厢，让我坐在木条拼成的座椅上，她却站在过道旁，被出出进进的人挤着撞着。我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心生好多个为什么：为什么车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有人站着有人坐着，为什么车厢里的气味那么难闻……后来妈妈告诉我，出行人多，车次少，票价比汽车便宜，所以老百姓出门办事都坐它。

   1962年秋天，我考上了大栗子铁中。开学的前一天，爸爸扛着行李把我送上火车。这趟车是专列，全列车拉的都是通化铁路分局沿线的铁路职工子弟。列车的车座包上了绿色皮革，坐上去感觉暄软了许多。一路上，火车鸣着长笛，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爬山越岭。从梅河口到大栗子260多公里，要翻十几座山，爬无数个坡，钻23个山洞，停靠28个车站。一过山洞，车厢里就亮起灯，关了窗，可那也挡不住黑黑的煤烟钻进鼻孔。逛荡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终点站大栗子。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禁笑出声——个个都成了“黑包公”，头发沾满了黑煤灰，脸上灰画儿的好有趣儿。那时是蒸汽机，烧煤。司炉师傅要不停地往机车里填煤，火旺了车才能爬坡上岭，所以啊，煤烟呛嗓子、熏黑脸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就这三伏是“闷罐”、三九成“冰箱”的绿皮车我们坐了六年多。

   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乘绿皮车到北京大串联。“文革”运动一开始，爸爸被定为“走资派”挨批斗，我头天选上红卫兵第二天就被刷了下来。痛苦之极，我连夜扒货车赶回家。进门就问：“爸，你有什么问题？我红卫兵都被撤了！”爸爸沉吟片刻说了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天，爸爸说，你和妹妹到外面去走走看看，别整天窝在家里。为了到北京取“经”，接受毛主席检阅，我领着妹妹和一位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坐上了吉林直达北京的列车。那时候一切章法全无，红卫兵到哪儿都是吃饭不花钱、住宿有人管。冬天衣服带少了，还有人送棉大衣。

   大约傍晚时分，我们仨夹在学生中间，被推搡着、挤压着，连滚带爬地上了车。座位早已没了闲地儿，就连货架上、座席下面都躺着人。我们仨被挤到车窗茶几旁。妹妹正要坐在茶几上，就听“咔嚓”一声，货架折了一大截，差一点砸在妹妹头上。妹妹吓得哇哇大哭，我吓得目瞪口呆。这一夜，我们仨就在惊恐中相拥着站到了北京。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经常要到基层蹲点、采访，坐火车的机会多了起来，见证了铁路交通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绿皮火车机车由蒸汽机变成了内燃机，座椅靠背套上了白色或蓝色的布套，暄腾腾的座椅不再硌屁股。车窗也变大变宽，看外面的风景开阔了许多。尤其是车前面镶着个字母“K”，铁路人管这叫“普快”，小站、乘降所不再停靠，车速自然快了不少。后来，又有了动车、城际列车、悬浮列车、高铁……百年火车提速、变化的历史，也正是祖国飞速发展的强国史。坐在日行千里的高速列车上，浏览着祖国城市乡村与日新月异的美景，无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为生在新中国、赶上好时代而骄傲。

   然而，让我割舍不掉的还是那列车皮斑驳、座椅硌屁股的绿皮火车。它记录了父辈和同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它装满了我童年、少年时代讲不完的故事，它寄托着我青春岁月的梦想和希望。它像一幅褪了色、卷了边的水墨画，深深地镌在我的心中。